“妈妈56岁，工作经验7-8年，做事麻利人勤快，做住家阿姨照顾老人都可以……”
“母亲51岁，年轻时做过小学老师，退休后在单位煮饭，会开车，做事细心……”
在社交媒体上，有不少帮父母找工作的“求职帖”。评论区里，有网友排队帮爸妈找工作，有人主动提供岗位，更有人分享父母失业后的焦虑心情。在年轻人普遍渴望提前退休的时候，父母辈在即将退休的年龄，仍然渴望工作机会。
他们大多来自农村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，除了务农，就是到工地、工厂做简单的体力劳动，“能吃苦”是他们最常强调的优点。四五十岁的年纪，明明还感觉自己身强力壮，什么都能做，但却没有企业愿意要。
年轻人的就业问题或许还没解决，父母已经提前失业。帮父母找工作的子女们，正面临就业与养老的双重压力。
52岁的母亲在广东梅州老家，做了大半生水泥工，每天搅拌水泥、弄水泥灰给师傅砌砖。李陌见过母亲工作的场景，“那是一个尘土飞扬的地方”。
父亲在村里做建筑工，负责给屋子刮大白，“经常干到气喘”。忙到61岁时，父亲到了退休的年纪，便不想再做，但他现在却仍拿不到养老金。
在农村，为保障农民养老，政府推行新农保（城镇和乡村居民养老保险）。根据相关规定，参保人需要在60岁之前交满15年保险费才能领取养老金。针对在本地交养老保险不满15年的人员，可以补交，根据缴费档次，决定未来能领取的养老金金额。
五六年前，李陌父母才开始考虑养老问题。“他们前几年的养老保险已经补完了，但还要继续交”，李陌说，补交费用从过去的每月五百多，涨到了七八百。父亲只需再补一年，就能领到养老金，而母亲则还要工作八年。
养老金能否养活自己，也是很多老人担心的问题。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陈锡文在2022年提到，农民实际发放的养老金水平为每月平均188元，只相当于城镇职工3577元的5.26%。对老人来说，这些钱连维持基本生活都勉强，更没有抵抗风险的能力。
所剩不多的积蓄、补交保险的压力，以及尚未结婚的弟弟，成了压在李陌母亲心上的三座大山。几乎从未出过农村的母亲，第一次有了外出打工的念头。今年四月，她去东莞找李陌，想让女儿帮忙找份工作。
很多久居农村的父母，决心外出闯荡的思想启蒙，往往都来源于自己的子女。国家卫健委发布的《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》提到，中国有近1800万老人离开家乡来到子女所在的城市。袁小昭的父母也是如此。
七八年前，袁小昭读大学后发现，“出来上班比在家种地轻松”，她把这一消息告诉父母，很快两人便抛下家里的农活，跟随女儿来到了湖北，父亲去工地搬砖，母亲在饭店做服务员，收入是过去种地的好几倍。
“在老家种地收入很少的，微乎其微”，饶城和记者说，他们家有七亩地，主要用来种植玉米和小麦，玉米一年收获三吨左右，放在市场上“只能卖几千块钱”，加上小麦的收成，一年能挣一万五。随年纪的增长，父母的身体健康情况越来越难适应繁重的农活。母亲不能背重物，否则就会一直咳嗽，严重时还能咳出血。54岁的父亲，虽然没有重大疾病，“但也基本上不能干重活”。
饶城说，家里除了种地，还会养猪，一家能养十头左右。好的时候一头猪能卖两三千，但最近几年，村里禁止私自养猪贩卖，“这条收入来源也被切断了”。
饶城妹妹上大学后，父亲开始外出打工，在无锡的一家塑料厂做一线普工，包吃住，每月能拿6000多块钱。一年下来，工资是过去种地的三倍多。
最近几个月，父亲每天骑着自行车，到处找活干，偶尔做些零工，但也都不固定，“很多雇主觉得我爸体力不行，基本上就没有再要他的了”。父亲经常给子女发消息抱怨，感受到压力后，饶城和弟弟妹妹一起帮忙找工作，工作地点从上海找到无锡，却都杳无音信。
近年来，随着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，老人数量逐渐增多，也慢慢变得难找到工作了。
根据智联招聘《中高龄求职者就业问题研究报告》，2021年50岁及以上求职者同比增速明显快于更年轻的群体。BOSS直聘多个方面数据显示，2022年，在该平台上活跃的55岁以上求职者数量同比上涨27%。
2022年8月，中国老龄协会老年人才信息中心上线了“中国老年人才网”，专门帮助解决老年人就业问题。但距今为止，该网站共有107条招聘信息，其中不限学历的岗位共计28条，抛去顾问、销售等需要一定技术门槛的，真正适合文化层次不高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工作所剩无几。
更多老人只可以通过社交平台或线下途径寻找工作机会。但他们大多来自农村，普遍缺少刷招聘网站、投简历等基本技能，很多人不识字，不会普通话，甚至无法和招聘者顺畅交流。父母们想在城里找工作，只能寻求子女的帮助。
饶城曾带着父亲应聘一家养老院的护工，从投简历到协商面试时间，都是他一个人在沟通，“要是我爸跟聊，讲的话人家根本就听不懂”。等到了面试环节，父亲还是被拒绝了。父亲不会说普通话，更不认字，这让他在求职时屡屡碰壁。
为此，饶城和妹妹教了父亲好几个月识字写字，一笔一划教如何写自己的名字，还教基础拼音，但都收效甚微，“这种拔苗助长的做法对他来说太难了”。
李陌母亲曾想做家政，正规的家政人需要通过中介或家政公司寻找雇主。母亲找到家政公司后，对方要求她先交钱培训，再持证上岗，培训费在3000元到7000元不等，如果有相关工作经验，可以直接花钱买证。得到证书后，家政公司再帮忙推荐雇主。
李陌透露，公司要求员工每次上岗，不管雇主是否满意、做得是否合适，都要缴纳500元的上岗费，“感觉水很深”，李陌害怕母亲上当受骗，只好放弃。
除了家政，母亲还想过做保洁，工资两三千，“比之前在老家的工资少”。现在母亲打算回村里，继续做水泥工，但女儿很担心，“她有高血压和腰间盘突出，如果再做的话，身体会受不了”。
与此同时，老年人从事的底层工作大多没有权益保障。据新闻媒体报道，46.38%的低龄老人再就业时没有签订任何协议或合同，更没有五险一金，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，他们在工作中将无处维权。
今年四月，饶城父亲在一家化工公司工作，每天要接触大量化学用品，公司却没提供相应的保护措施。工作一段时间后，饶城父亲频繁在家中晕倒，皮肤多处也出现了红色斑点。
起初看到父亲晕倒，母亲误以为是低血糖，并没过多注意。直到学医的女儿察觉异样后，才让哥哥连忙带去医院检查，医生确诊后认为，父亲因工厂化学气体患上了淋巴结节。
饶城本想以工伤名义向企业索赔，但领导不仅不承认，还立刻开除了父亲。现在，父亲要去更大的三甲医院，接受进一步检查和治疗，无法工作。接下来，饶城只可以通过劳动仲裁，继续替父亲维权。
然而，最终能否认定为工伤，还要看饶城父亲与企业之间属于哪种劳动关系、有无签署相关合同、工资如何发放、有无购买工伤保险等，才可以判定。但事实上，很多老人在入职时签的合同都很简单，并无明确表明公司应承担的责任，他们会被随意辞退，即便工作中发生意外，也没有一点保障。
当年轻的儿女们介入父母辈的人生困境后，同样也在担心，现在的他们，或许就是未来的自己。
饶城不愿像父母一样，一直靠打零工为生。四个月前，他主动辞去了外卖员的工作，觉得这份工作“没什么技术上的含金量，薪酬也不是很固定”，希望能找到一份可以维系家庭的稳定工作。
但当他投简历的时候才发现，28岁的自己，已然成了招聘市场里的“大龄青年”。他求职的主要方向是咖啡师或者甜点师，想在工作中学些技术，以后开一家自己的小店。可连续几个月，他在求职网站上投的上百份简历，都没有收到任何回复，“不管是年轻还是年老，现在都不太容易找到工作了”。
饶城透露，不论是咖啡店还是奶茶店，餐饮行业招聘员工的年龄范围都在18岁到30岁左右，稍好一点的连锁餐饮企业，招聘全职服务员都只要应届毕业生，他马上接近30岁，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“自己以后可能连服务员的工作也找不到了”，他感受到了年龄的压力。
父亲工伤卧病在床后，饶城一边忙着为父亲维权，一边为面试做准备，原本跟女友商定的结婚日期，也只好延后几年。对方虽然没说什么，但他感觉自己家庭条件比较差，未来能不能步入结婚阶段很难说，“现在全家都很焦虑”。
父母渴望工作，可能是出于现实的经济压力，也可能是陷入了一种“停不下来”的惯性中。根据“前程无忧”发布的《2022老龄群体退休再就业调研报告》显示，46.7%老年人重返就业市场为寻求个人和社会价值；34.3%求职者通过再就业补贴家用、增加收入来满足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。
袁小昭和记者说，以她现在的能力，足以照料父母基础的衣食住行，即便回老家，他们也能靠种地养活自己。但父母这一代人养老焦虑尤为严重，总担心日子过不下去，只可以通过不断透支体力，来换取安全感。
之前母亲做服务员的时候，早上九点上班，晚上十点下班，全程必须站着，不能坐下，“我觉得这种就很不合理”，袁小昭不满意这份工作，劝母亲辞职。但在五六年间，母亲辗转于多家餐饮店，工作强度几乎都是如此，“找工作不难，找到一个理想的工作很难”。
她觉得，很多老人没有退休金，没有一技之长，跟不上社会的发展形势，自然面临被社会淘汰的问题，“但现在的年轻人不一样，我们从始至终在学习，不停接触新的社会，所以社会的接受度也会高一些”，即便失业，她的专业能力也不会让她在就业市场上失去竞争力。
如今，袁小昭还在各个平台发帖求助，希望能帮母亲找到工作，考虑到母亲手肘曾因过度劳碌做过手术，她想帮母亲找一个较为轻松的工作，“即便赚不到很多钱，至少工作环境和工作氛围要好一点”。
如果实在找不到满意的工作，袁小昭也早早替母亲想好了退路，“等我结婚之后，让我妈帮忙带小孩，每个月给她一笔钱，这样她就不会太焦虑”。
